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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的進化到了北宋歐陽修、柳永、秦觀、黃庭堅的“俚語詞”，差不多可說是純粹的白話韻文了。不幸這個趨勢到了南宋，也碰著一個打擊，也漸漸的退回到復古的路上去。
南宋的詞人有兩大派。一派承接北宋白話詞的遺風，能免去柳永、黃庭堅一班人的淫褻習氣，能加入一種高超的意境與情感，卻仍能不失去白話詞的好處。這一派，我們可用辛棄疾、陸游、劉遇、劉克莊作代表。一派專在聲調字句典故上做工夫；字面越文了，典故用的越巧妙了，但沒有什麼內容，算不得有價值的文學。這一派古典主義的詞，我們可用吳文英作代表。
辛棄疾（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死時約當1205）本是北方（歷城）人。他少年時，與耿京起兵於山東，決策南歸，幹他幾件很英雄的事業（看《宋史》卷四百一〇）。他於宋高宗末年歸宋（1162），那時他只有二十三歲。他和南宋的大文人大詩人都往來很密切的。他的天分最高，才氣很發揚，讀書也很多，故他的詞無論長調小令，都能放恣自由，淋漓痛快，確然可算是南宋的第一大家。他的長調有時還免不了用典的習氣，這是蘇黃一派的遺風，一時不容易擺脫的。劉克莊說，“放翁稼軒一掃纖豔，不事穿鑿。高則高矣，但時時掉書袋，要是一癖。”我們且先舉幾首非白話的長調作例：
一水西來，千文晴虹，十里翠屏。喜草堂經歲，重來野老；斜川好景，不負淵明。老鶴高飛，一枝移宿，長笑蝸牛戴屋行。平章了，待十分佳處，著個茅亭。青山意氣崢嶸，似為我歸來嫵媚生；解頻教花鳥，前歌後舞；更催雲水，暮送朝迎。酒聖詩豪，可能無勢？我乃而今駕馭卿！清溪上，被山靈卻笑，白髮歸耕。（《沁園春·期思卜築》）
杯！汝前來。老子今朝，點檢形骸：甚長年抱渴，咽如焦釜；於今喜溢，氣似奔雷？漫說劉伶，古今達者，醉後何妨死便埋。渾如許，歎汝於知己，真少恩哉！更憑歌舞為媒，算合作人間鴆毒猜。況疾無小大，生於所愛；物無美惡，過則為災。與汝成言：勿留！亟退！吾力猶能肆汝杯！杯再拜，道麾之即去，有召須來。（《沁園春·將止酒，戒酒杯使勿近》）
這種詞雖有“掉書袋”的毛病，但他們的口氣都是說話的口氣。這種詞的性質與弊病都和蘇軾黃庭堅-派的詩相同；好處在說話的口氣，壞處在掉書袋。但辛棄疾有一首《醜奴兒近》，題是“博山道中，效李易安體”：
千峰雲起，驟雨一霎兒價。更遠樹斜陽風景，怎生圖畫？青旗賣酒，山那畔別有人家。只消山水光中，無事過者一夏。午醉醒時，松窗竹戶，萬千瀟酒。野鳥飛來，又是一般閒暇。卻怪白鷗，覷著人欲下未下。舊盟都在，新來莫是，別有說話！
這是一首很妙的白話詞，但他們自己說是“效李易安體”，這是很可注意的。李易安乃是宋代的一個女文豪，名清照，號易安居士。李清照是濟南人，與辛棄疾是親同鄉。他生於神宗元豐五年（1082），當辛棄疾生時（1140），李清照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。李清照（詳見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中“易安居士事輯”篇）少年時即負文學的盛名，他的詞更是傳誦一時的。他的詞可惜現存的不多（有王氏四印齋輯刻本），但我們知道他是最會做白話詞的。例如左（下）：
紅耦香殘玉簟秋，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。雲中誰寄錦書來，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。（《一剪梅》）
窗前誰種芭蕉樹，陰滿中庭。陰滿中庭：葉葉心心，舒卷有餘情。傷心枕上三更雨，點滴霖霪，點滴霖霪，愁損北人，不慣起來聽。（《添字醜奴兒·芭蕉》）
最有名的自然是他的《聲聲慢》：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蓋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。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堪摘。守著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。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“愁”字了得！
這種白話詞真是絕妙的文學，怪不得他在當日影響了許多人。李清照雖生於北宋，到南渡時，他已是五十歲的老婦人了。但他對於北宋的大詞家，二晏，歐陽，蘇，秦，黃，————都表示不滿意（引見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）；故我們把他附見於此。辛棄疾定受他的影響不少。我們上文引的那首“效李易安體”的《醜奴兒近》，乃是辛棄疾在博山道中做的；辛詞中還有許多白話詞也是在博山做的。博山在山東，這些詞當是他少年時代未到南方以前的作品。我們可以說，辛棄疾少年時一定受了他的那位同鄉女名士的許多影響。
辛棄疾的小詞很多極好的白話作品，例如：
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，一枝枝不教花瘦。甚無情，便不得雨僝風僽，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！而今春似輕薄浪子難久。記前時送春歸後，把春波，都釀作一江醇酎，約清愁楊柳岸邊相候。（《粉蝶兒》）
寶釵分，桃葉渡。煙柳暗南浦。怕上層樓，十日九風雨。斷腸點點飛紅，都無人管，更誰勸，流鶯聲住。鬢邊覷，試把花卜歸期，才簪又重數。羅帳燈昏，哽咽夢中語。是他春帶愁來，春歸何處，卻不解帶將愁去！（《祝英台近》）
明月別枝驚鵲，清風半夜鳴蟬。稻花香裡說豐年，聽取蛙聲一片。七八個星天外，兩三點雨山前。舊時茅店社林邊，路轉溪橋忽見。（《西江月·夜行黃沙道中》）
醉裡且貪歡笑，要愁那得工夫。近來始覺古人書，信著全無是處。昨夜松邊醉倒，問松“我醉何如？”只疑松動要來扶，以手推松曰“去！”（《西江月》）
萬事雲煙忽過，百年蒲柳先衰。而今何事最相宜？宜醉宜遊宜睡。早趁催科了納，更量出入收支。乃翁依舊管些兒：管竹管山管水。（《西江月·示兒曹以家事付之》）
茅簷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裡吳音相媚好，白髮誰家翁媼？大兒鋤豆溪東，中兒正織雞籠；最喜小兒無賴，溪頭臥剝蓮蓬。（《清平樂·村居》）
欲行且起行，欲坐重來坐。坐坐行行有倦時，更枕閒書臥。病是近來身，懶是從前我。淨掃瓢泉竹樹陰，且恁隨緣過。（《卜算子·聞李正之茶馬訃音》）
一個去學仙，一個去學佛。仙飲千杯醉似泥，皮骨如金石。不飲便康強，佛壽須千百。八十餘年入涅槃，且進杯中物！（《卜算子·飲酒成病》）
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上層樓。愛上層樓，為賦新詩強說愁。而今識盡愁滋味：欲說還休。欲說還休，卻道天涼好個秋。（《醜奴兒·書博山道中壁》）
幾個相知可喜，才廝見，說山說水。顛倒爛熟只這是，怎奈何，一回說，一回美。有個尖新底，說底話非名即利，說的口乾罪過你。且不罪，俺略起，去洗耳。（《夜遊宮·苦俗客》。）（此詞中兩用“底”字，一用“的”字，可注意他們的區別）
長夜偏冷添被兒。枕頭兒移了又移。我自是笑別人的，卻原來當局者迷。如今只恨因緣淺，也不曾抵死恨伊。合手下安排了，那筵席須有散時。（《戀繡衾》）
走去走來三百里，五日以為期。六日歸時已是疑，應是望多時。鞭個馬兒歸去也，心急馬行遲。不免相煩喜鵲兒，先報那人知。（《武陵春》）
有得許多淚，更閑卻許多鴛被。枕頭兒放處都不是，舊家時，怎生睡？更也沒書來，那堪被雁兒調戲，道無書，卻有書中意。排幾個人人字！（《尋芳草·嘲陳華叟憶內》）
一輪秋影轉金波，飛鏡又重磨。把酒問姮娥，被白髮欺人奈何！乘風好處，長風萬里，直下看山河。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清光更多。（《太常引·建康中秋為呂潛叔賦》）
悠悠萬世功，矻矻當年苦。魚自入深淵，人自居平土。紅日又西沉，白浪長東去。不是望金山，我自思量禹！（《生查子·題金口塵表亭》）
這些詞裡有各種性質不同的詞，————寫情的，寫天然風景的，發議論的，滑稽的，代表時代的，感慨的（如“不是望金山，我自思量禹”），都有了。
辛棄疾是南宋的第一大詞人。他同時的詩人陸游也會做詞。陸游和辛棄疾一樣，也是一個很想做點英雄事業的人，不幸沒有做事的機會，故他的詩詞很可代表當時的愛國志士的文學。例如：
雪曉清笳亂起！夢游處不知何地。鐵騎無聲望似水。想關河，雁門西，青海際。睡覺寒燈裡，漏聲斷月斜窗紙。自許封侯在萬里。有誰知？鬢雖殘，心未死。（《夜遊官·記夢》）
劉克莊說陸遊也免不了“掉書袋”的毛病，但陸遊的小詞也有很好的：
華燈縱博，雕鞍馳射，誰記當年豪舉？酒徒一一取封侯，獨去作江邊漁父。輕舟八尺，低篷三扇，占斷蘋洲煙雨。鏡湖元自屬閒人，又何必官家賜與？（《鵲橋仙》）
茅簷人靜，蓬窗燈暗，春晚連江風雨。林鶯巢燕總無聲，但月夜常啼杜宇。催成清淚，驚殘好夢，又揀深枝飛去。故山猶自不堪聽，況半世飄然羈旅！（同，夜聞杜鵑》）
采藥歸來，獨尋茆店沽新釀。暮煙千嶂，處處聞漁唱。醉弄扁舟，不怕黏天浪。江湖上，這回疏放，作個閒人樣。（《點絳唇》）
驛外斷橋邊，寂寞開無主。已是黃昏獨自憐，更著風和雨。無意苦爭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塵：只有香如故。（《卜算子·詠梅》）
陸遊還有一些白話小詞，不曾收到集子裡去。我們看《耆舊續聞》記的他的《贈別》詞（引見舒夢蘭《白香詞譜箋》卷二，頁十一），可以想見當時詞人往往刪去他們的白話小詞，正如歐陽修的《六一詞》刪去許多白話小詞一樣，這是最可惜的。清朝朱彝尊自己編詩集，不刪他的《風懷》詩，說，他寧可吃不著聖廟裡的冷豬肉，不肯刪他的情詩。可惜這塊冷豬肉已埋沒了不少的好詩詞了！
南宋的“時代的文學”自然是陸游、楊萬里的詩與辛棄疾一派的詞。張孝祥（《於湖詞》）、張元幹（《蘆川詞》）、陳亮（《龍川詞》）、劉過（《龍洲詞》）、劉克莊（《後村詞》）都屬於這一派。劉過最像辛棄疾，人品與文學都是逼真辛派。他有寄辛稼軒的《沁園春》一篇：
鬥酒彘肩，風雨渡江，豈不快哉？被香山居士（白居易），約林和靖（逋），與坡仙老（蘇軾），駕勒吾回。坡謂西湖，正如西子，濃抹淡妝臨鏡臺。二公者，皆掉頭不顧，只管傳杯。白云：“天竺去來！圖畫裡，崢嶸樓閣開。愛縱橫二澗，東西水繞；兩峰南北，高下雲堆。”逋曰，“不然。暗香浮動，不若孤山先訪梅。須晴去，訪稼軒未晚，且此徘徊。”
這首詞，岳珂說他“白日見鬼”；但這種自由恣肆的精神，確是辛派的特色。劉過有很好的白話小詞：
一瑣窗兒明快，料想那人不在。熏籠脫下舊衣裳，件件香難賽。匆匆去得忒煞，這鏡兒也不曾蓋。千朝百日不曾來。沒這些兒個采！（《行香子》）
別酒醺醺渾易醉，回過頭來三十里！馬兒不住去如飛，牽一憩，坐一憩，斷送煞人山與水！是則是功名終可喜，不道恩情??得未！雲迷村店酒旗斜：去也是？住也是？煩惱自家煩惱你。（《天仙子》）
劉克莊雖然說辛、陸的詞免不了“掉書袋”的習氣，但是他自己的詞實在是辛派的嫡傳。他的長調如：
何處相逢？登寶釵樓，訪銅雀台。喚廚人斫就、東溟鯨鲙；圉人呈罷，西極龍媒（馬名）。天下英雄，使君與操：餘子誰堪共酒杯？車千兩，載燕南趙北，劍客奇才。飲酣畫鼓如雷，誰信被晨雞催喚回？歎年光過盡，功名未立；書生老去，機會方來！使李將軍，遇高皇帝，萬戶侯何足道哉？推衣起，但淒涼感舊，慷慨生哀。（《沁園春·夢方孚若》）
北望神州路，試平章這場公事、怎生分付！記得太行兵百萬，曾入宗爺（宗澤）駕馭；今把作握蛇騎虎。君去，京東豪傑喜，看投戈下拜“真吾父！”談笑裡，定齊魯。兩淮蕭索惟狐兔！問當年祖生去後，有人來否？多少新亭揮淚客，誰夢中原塊土！算事業須由人做！應笑書生心膽怯，向車中閉置如新婦；空目送，寒鴻去！（《賀新郎·送陳子華赴真州》）
這種詞，雖然不免掉書袋，但他有悲壯的感情，高尚的見解，偉大的才氣，故還站得住，還不失為好詞。這是辛派的特別長處，我們再引一首長詞：
有個頭陀，形等枯株，心猶死灰。幸春山筍賤，無人爭吃；夜爐芋美，與客同煨。何處旛花，忽相導引？莫是天宮迎赴齋？又疑道，向毗耶城裡，講席初開。這邊尚自徘徊，笑那裡紛紛早見猜。有尊神奮杵，拳粗似缽；名緇豎拂、喝猛如雷。老子無能，山僧不會，誰誤“檀那”舉請哉？山中去，便百千億劫，休下山來！（《沁園春·癸卯佛生翌日將曉，夢中作。既醒，但易數字》）
我們再舉他的小詞幾首：
片片蝶衣輕，點點猩紅小。道天公不惜花，百種千般巧。朝見樹頭繁，暮見枝頭少。道是東君果惜花；雨洗風吹了！（《卜算子·海棠盛開，風雨作祟》，二首之一）
休彈《別鶴》！淚與弦俱落。歡事中年如水薄，懷抱那堪作惡！昨宵月露高樓，今朝煙雨孤舟。除是無身方了，有身長是閒愁！（《清平樂·別意》）
亂似盎中絲，密似風中絮；行遍茫茫禹跡來，底是無愁處？好客挽難留，俗事推難去。惟有翻身入醉鄉，愁欲來無路。（《卜算子》）
陌上行人怪府公，還是文窮？還是詩窮？下車上馬大匆匆，來是春風，去是秋風。階銜免得管兵農，嬉到昏鐘，睡到齋鐘。不須提嶽與知官，喚作溪翁，喚作山翁。（《一剪梅·中秋解宜春郡印》）
束緼宵行十里強。挑得詩囊，拋了衣囊。天寒路滑馬蹄僵。元是王郎，來送劉郎。酒酣耳熱說文章，驚倒鄰牆，推倒胡床。傍觀拍手笑疏狂：疏又何妨？狂又何妨！《同，余赴廣州，王實之夜餞於風亭》）
以上說的是辛棄疾到劉克莊的一派。這一派是“時代的文學”。現在且略說宋詞的第二派，————那古典主義的一派。這一派的詞，在我們看來，實在沒有什麼文學價值，只可以代表文學史上一個守舊的趨勢。我們不愛多舉例來糟蹋我們有用的篇幅，只舉姜夔、吳文英兩個人罷。姜夔與楊萬里、范成大等同時，他的詩也很近白話，但他的詞卻是古典主義的居多。他是精通音樂的人，一字一句都不肯放過，故不知不覺的趨向雕琢的路上去了。我們且舉他自己制的《暗香》與《疏影》兩闋：
舊時月色，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？喚起玉人，不管清寒與攀摘。何遜而今漸老，都忘卻春風詞筆。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瑤席。
江國正寂寂，歎寄與路遙，夜雪初積。翠尊易泣，紅萼無言耿相憶。長記曾攜手處，千樹壓西湖寒碧，又片片吹盡也，幾時見得？（《暗香》）
苔枝綴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里相逢、籬角黃昏，無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佩環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裡飛近蛾綠。莫似春風，不管盈盈，早與安排金屋。還教一片隨波去，又卻怨玉龍哀曲。等恁時再覓幽香，已入小窗橫幅。（《疏影》）
這兩首都是詠梅花的。我們讀了，和不曾讀一樣，竟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。《疏影》一首更不成東西了；全篇用了杜甫詠明妃塚的詩和壽陽公主的故事；說到末了，又沒有話說了，只好說到畫上的梅花！這種毫無意思的詞，偏有人說是“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；自立新意，真為絕唱！”我真不懂了。
吳文英也和他們同時，著有《夢窗四藁》。他的詞更是不堪請教了。宋末詞人張炎說：“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：碎折下來，不成片段。”這話說的最好。這派的詞都只會“堆砌”，堆砌成七寶樓臺，並非十分難事；但這種堆砌成的東西，禁不起分析；一分析，便成了磚頭灰屑了。我們舉他集子裡的開卷第一首詞做例：
紺縷堆雲，清腮潤玉，記人初見。蠻腥未洗，梅谷一懷淒惋。渺征槎去乘閬風，占香上國幽心展。遺芳掩色，真姿凝淡，返魂騷畹。
一笑千金換，又笑伴鴟夷共歸吳苑。離煙恨水，夢查南天秋晚。比來時瘦肌更銷，冷熏沁骨悲鄉遠。最傷情，送客咸陽、佩結西風怨。（《鎖寒窗》）
你看他忽然說蠻腥，忽然說上國；忽然用《楚辭》，忽然說西施，忽然說吳苑，忽然又飛到咸陽了。你看來看去，可知道他究說的是什麼東西？原來他的題目是“詠玉蘭花”！
這是古典文學的下下品。我們上文說過，辛棄疾一派的詞人有時也掉書袋。但是掉書袋之中有個分別。辛棄疾、劉克莊一班人，天才既高，感想又富，見解也好，故他們掉書袋還不令人生厭。例如上文引的劉克莊《沁園春》詞裡的“使李將軍，遇高皇帝，萬戶侯何足道哉？”一句，只是借事論事，還不能不算是好句子。至於吳文英那班“低能”的文人，氣力只有那麼大，掮不起書袋，偏要掉書袋，所以壓死在書袋底下，萬劫不得翻身了！
吳文英一派的詞，居然能受人崇拜，居然有人推他做南宋第一大家。清代《四庫提要》說“詞家之有吳文英，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。”詩到李商隱，可算是一大厄運；詞到吳文英，可算是一大厄運。
宋末的詞人，除了少數人（如劉克莊）之外，卻不免帶一點這種古典主義的臭味。王沂孫（《花外集》）、張炎（《山中白雲詞》）等都屬於這一派。張炎偶有好詞，如《西湖春感》云：“能幾番遊？看花又是明年！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春已堪憐。”但大部分都是雕琢堆砌的文學。張炎著有一部《詞源》，論作詞的門徑，中有云：
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，太工則苦澀。如起頭八字相對，中間八字相對，卻須用功。著一字眼如詩眼，亦同。若八字既工，下句便合稍寬，庶不窒塞。約莫寬易，又著一句工致者，便覺精粹。此詞中之關鏈也。
如此論詩，如此論詞，便入魔道。他們這一派的詞人，頗排斥辛棄疾一派，說他們只會“作豪氣詞，非雅詞也；於文章餘暇，戲弄筆墨，為長短句之詩耳。”可惜他們自己只缺少這一點豪氣，故走向書袋裡去，爬不出來了。
以上說的都是南宋文人的詞。我們在上文曾說過，北宋的詞人往往為娼妓樂工做詞，柳水、秦觀、黃庭堅、周邦彥都做過這種詞。這種詞是要人人聽得懂，又要人人愛聽的。故他們很和平民文學接近。當時必定有許多通行的詞可作樣本，可惜這種真正平民作品都沒有了。南宋的妓女文學，我們尋得幾首，引在這裡作個例。宋末元初的周密（也是當時一個大詞家，有《草窗詞》）著有一部《齊東野語》，中有一條說：
蜀妓類能文，蓋薛濤之遺風也。放翁客蜀挾一妓歸，蓄之別室，率數日一往。偶以病少疏，妓頗疑之，因作詞自解，妓即韻答之云：說盟，說誓，說情，說意，動便春愁滿紙。多應念得“脫空經”，是那個先生教底？不茶，不飯，不言，不語，一味供他憔悴。相思已是不曾閒，又那得工夫咒你？
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：
欲寄意渾無所有，折盡市橋官柳。看君著上征衫，又相將放船楚江口。後會不知何日又？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！苟富貴，毋相忘，若相忘，有如此酒。
這都是很好的詞。第二首不大像真是妓女作的，第一首真可算是一首好白話詞。這種妓女文學不限於四川，別處也有。《齊東野語》又記有台州營妓嚴蕊的詞三首。嚴蕊在歷史上頗有名氣，因為他和當時的學者唐仲友相好，唐仲友和朱熹有私怨，朱憙奏參仲友與妓女嚴蕊為濫，把嚴蕊捉去拷問，要他承認，他不肯承認。他兩月之間受了兩次杖責，他終不肯誣害他的朋友。朱熹的後任官哀憐嚴蕊，命他作詞自陳，他作詞云：
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落花開自有時，總賴東風主。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奴歸處。
官府即日判令他從良。這個朱熹、唐仲友的案子在道學史上是一樁很有趣味的故事，是道學先生維持風教的開幕戲。洪邁《夷堅志》也記此事：
台州官妓嚴蕊有才思而通書，究達今古。唐與政（仲友）為守，頗屬目。朱元晦（熹）提舉浙東，按部，發其事，捕蕊下獄，仗其背；猶以為伍伯行杖輕，復押至會稽，再論決。蕊墮酷刑而系樂籍如故。岳商卿（霖）提點刑獄，因疏決至台，蕊陳狀，乞自便。岳令作詞，應聲口占云（詞見上）……。岳即判從良。
洪邁與朱熹同時，又是朋友；況且這案子發生於淳熙九年，洪邁於淳熙十一年起知婺州，地又相近：他的記載，應該可信。《夷堅志》又記一件事云：
江、浙間路伎伶女有慧點知文墨，能於席上指物題詠，應命輒成者，謂之“合生”。其滑稽含玩諷者，謂之“喬合生”。蓋京都遺風也。予守會稽，有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，正唱詞次，忽停鼓，白曰：“惠英述懷小曲，願容舉似。”乃歌曰：
梅似雪，剛被雪來相挫折。雪裡梅花，無限精神總屬他。梅花無語，只有東君來作主。傳語東君，來與梅花作主人。
歌畢，再拜云：“梅者，惠英自喻。非敢僭擬名花，姑以借意。雪者，指無賴惡少者。”官奴因言，其人在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，故情見乎詞。在流輩中誠不易得。
嚴蕊與洪惠都是浙江人。四川在極西，浙江在極東，都有這一類的妓女文學。這也是很可注意的了。我的朋友顧頡剛先生近來給我一封信，中有一段說：
那時官妓只許歌舞佐酒，不許私侍枕席；為應歌唱的需要，故容易通文。他們的通文，只要能夠纏綿宛轉的表達情意，並沒有貴族文學古典主義的迫逼，所以做詩做詞都成了說話。況且因為要纏綿宛轉的表達情思，娛樂狎客，尤不能不用像說話般詩詞。他們即便不能自己做去，他們採擇來的詩詞，也不能不是像說話般明白的作品。又因為他們必須用詩詞入樂，所以採擇來的詩詞必須協律可歌。有此數種原因，我覺得國語文學的推行，娼妓頗有大力。一班士大夫所以能做白話詩詞，未必不是受娼妓的同化。……他們所以向白話方面走，正因為有“旗亭畫壁”一類的故事在背後引誘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：一班士大夫維持貴族文學，為的是科舉的逼追；一班士大夫提倡白話，為的是樂工娼妓的誘導。假使那時的娼妓也像現在這樣不講究歌舞，唐宋的文家決不會有這樣多的白話作品。……唐、宋時白話文學雖很有成績，但尚未到完全平民化的地位，所以樂工妓女需要文家代為制詞。到後來，越傳越廣，越傳越普通明白，所以他們便可以自己做了，不須乞憐士大夫了。所以他們唱他們的曲子；士大夫填詞的填詞，制曲的制曲，卻不必唱了，又可以填塞許多典故了。……
這一段議論，我以為大致不錯。但我想當初文人代娼家作詞未必那時全沒有平民自己作的白話文學，也未必不是文人有意模仿這種白話作品。這一點，我和頡剛所見稍有不同。至於他說後來娼家自己作歌詞了，文人自作文人的古典作品了，這話是完全不錯的。南宋詞人如姜夔、吳文英、張炎、王沂孫都是精通音樂的，他們制了許多詞調，都是可歌的。但他們自有他們的“家樂”，如姜夔的“小紅低唱我吹簫”，已變成貴族式的賞鑒，故與民間的白話作品分手了。
從此以後，南方的文學又回到復古的路上去。但娼妓與小兒女們仍舊繼續做他們的平民作品。後來詞一變為小曲，小曲再變為弦索套數，套數加上說白，三變而為戲劇。在這三變之中，北方民族的功勞最大。南方民族雖然也有絕好的民間作品，只可惜這種平民作品被貴族文家的勢力遮住了，沒有人過問，沒有人收集，聽他們自生自滅；直到近來方才有人收集這種平民文學，但已太遲了，已不知埋沒了多少佳作了。